太平洋的孩子

有一个词粤语里会常用到，普通话不常用到，叫做“文化保育”。和普通话里常用的“文化保护”有微妙的差别。保护的意思，似乎一个东西已经块然有形，只要用围栏把它围起来，不让它受伤害便是了，而且保护的宾语与主语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和隔膜。保育则不然，保育的宾语更倾向于一种正在生长的状态，它的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比保护更近了一层，有细细呵护的感觉。

用在文化上，以及这两个词所具体折射出来的对于文化的态度差异，也变得很微妙。一谈起文化保护，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昆曲？古琴？这些当然是文化，而且非常值得保护，但是比如我今天在楼道里碰到住在楼上的大妈，便打了个招呼，这算不算文化呢？菜场里人声嘈杂，每个小摊主都叫卖着自己的货物，这算不算文化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用到“保育”这个词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从农村迁往城市，邻居变了，出行方式变了，买菜的地点变了，声音环境也变了，总之，他原本所仰赖的那种文化，被连根拔起了，就是说，消失了。但是人与人聚在一起，必然会有文化的。于是在新的环境里，另一种文化在渐渐地顽强地滋生，它以新兴社区为单位，比起原来的乡村邻里，显得非常脆弱。这种慢慢生长的文化，是不同于昆曲古琴的文化的。“保育”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有一种企图，想要通过“保育”，来把这种新兴的城市社区文化的基础夯实。这种文化的基本纽带是什么呢，就是人与人的距离。

在许鞍华的新片《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天水围本身是一座新兴市镇，居民都住在廉租房里，彼此不认识。但是人与人总是会有接触的，这是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贵姐和阿婆的认识，就产生了一种“公寓楼里的人文精神”。可是这明明是公寓楼里的家常琐事，哪里称得上什么“人文精神”呢。这是对人文精神的偏狭理解，事实上，所谓的自由民主之类的宏大主题，也是人类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为隔壁阿婆倒一次垃圾这样的举手之劳，不正折射了人类心底最无染的一块恻隐之地吗。许鞍华在这部片里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她敏锐的视角，发现了在新兴城市的方格子建筑里面，也蕴藏着这样的人情世故，但她出色的现实主义风格又使其毫不妥协于各种危险的情感套路。这真是一部老练的诚意之作。贵姐和阿婆的友谊，以及贵姐与她儿子的关系，显然已经脱离了前城市化时代的模式。这是它脆弱以及需要“保育”的原因，也是它的新兴的生命力的来源。

这种人文精神的实现，一部分还要归功于她成功塑造了贵姐这个人物。贵姐这个人物形象乍看不起眼，其实是很理想化的。大多数人难以做到像她这样不卑不亢地面对生活。但离开了理想化的人物，电影就少了很多感动。在电影一开场，人与人的关系是疏离的，许鞍华的方法是平行剪辑——他们同住一栋公寓楼，每天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镜头里都是他们三个人单独的行动，连母子的对话也非常简单。但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坐在一起同吃一个柚子了。这种人际关系的拉近就是前面所说的“新文化的滋生”。阿婆和母子俩的关系，显然是不同于她搬到这里之前的人际关系，这种新生的人际纽带，意味着一种崭新的交往，而交往必然产生文化。在片中，人际交往被聚焦于中国人所熟悉的餐桌。母子两人无语对食、阿婆独自炒菜、到最后三人中秋做节，这三个人所生发的餐桌文化的萎缩和兴盛，都印证着三个人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亲密。

之所以要用到“保育”这个词，是因为在今天的都市里，像片中所展示的三个人的新生文化是少数的。许鞍华用电影把这样一种过程用电影讲述出来，本身也是具有保育精神的。因为她深刻认识到，在香港，这种文化是珍贵而易碎的。

这片子索同学极力推荐了n久。。看了也快半个月了，今天老板的课上，先是谈到《武训传》事件的前前后后，再说了一会文革（原来他当年是红卫兵=，=。。还接见过毛主席。。），后来大家总结道：狂热是容易被煽动的。。而身处狂热之中的人，是完全丧失反省能力的。。

某学妹问了他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做错了？”逼迫别人反省是不对的，但不主动反省的话也是不对的，可是又很少有人善于主动反省又慎独的。。这个矛盾怎么解？

集体与个人的纠缠也永远不会停止。有人企图厘清集体主义与法西斯、极权主义之间的脉络，来为集体主义开脱。但这是很难成功的，因为集体主义天生带有邪恶的因子，从它到法西斯，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以下的事实是没有错的：人类天生的处于某些团体之中，比如家庭、家族、邻里。但这些团体形成的基础只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生活，一对从小被拆散的兄弟，是不可能在十几年后刚一见面就可以成为一个团体的。这是人类结成团体的必要条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其它团体：宗教团体会因为是不是圣三位一体这样的信仰差异而分裂，政治团体更是朝生夕死，宗族大到一定程度连远亲都会不认识。而只有面对面的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以及建立在这个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纽带，才是一个团体的真正的合法性来源。而基于这种原则所建立的团体，它的内核是与集体主义相差甚远的，它开放——只要日常生活的纽带断了，自然可以随时退出这个团体；它包容——它不设客观的进出团体的标准，它只认得油盐酱醋。而这些，集体主义都恰恰相反。

于是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是排斥日常生活的——它所创造的向伟人问好的手势并不是朋友之间见面的问好手势；它所宣传的德意志民族，和母亲考虑着要为孩子准备什么早餐也毫无关系；伟人的演讲，相互不认识的人在广场上聆听，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只限于伟人的演讲。

于是我们还看到，集体主义在蚕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把它尖锐的铆钉嵌入到肌体丰腴的日常生活之中，吸尽它的活力与精血，把日常生活的中的活力因子风干为集体主义的新幡旧帜，披在它蠕动的庞大躯干之上——以求混淆视听之功。

但是也不要让集体主义沾了理想主义的光。只有油盐酱醋的生活并不能称之为美满的生活，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失败。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脱离日常生活的，但是前者是个人的、自愿的，无关其他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理想主义的光泽。

拿汶川地震的时候做例子，我们会哭，会担心他们，会捐款，但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会想：祖国同胞受灾，我应该帮助他们；也有人会想：我应该帮助经受磨难的、痛苦的人。在这个例子中，这两种情绪都是正面的，但是两者内涵相差极大。在前者中，它默认了我帮助他们的前提是“祖国同胞”，于是帮助变成了强制性的——祖国同胞都受灾了，你难道不帮？一有强制性，它就排斥了日常生活的情感纽带，被送上了集体主义的不归路。而对于后者来说，它只是我的选择，没有任何前提，我也可以随时退出——当我退出时，我回到了我的日常生活；当我选择继续时，我的日常生活被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海角七号》，一部台湾热门电影，绕来绕去，总绕不过政治，真是一种悲哀。很早以前我就一直庆幸别人不会问我诸如“你会支持台湾独立吗？”这样的问题。因为作为大陆人，我早就被周围默认为肯定是不会支持了。

小时候看电影，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总是：中国方言这么多，为什么电影里连很家长里短的情节，大家都要讲普通话呢，这和现实并不符啊。后来电影看多了，发现讲方言的片子是越来越多了，香港台湾不算，近年来大陆电影里的方言也像沙漠里的绿洲一样，在普通话的强势进攻下，悄悄生长起来了。这真是可喜的变化。

再后来，我也渐渐懂得普通话的意义了。它让我们觉得，发生在东北的一件事，在海南人看来，也好像是自己的事情。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共同语言的强制推行对其的建构，实在是居功甚伟。当然语言只是这辆大车的一个零件罢了，相比起来，一个人如果要推倒这辆大车，拿个炸药去炸人民大会堂，其性价比绝不会比坚持自己的方言更高。

电影这个零件也很重要。想想看，这片土地上的天南海北的人民，看了一样的电影，如果电影好看的话，他们会接受同一种情感；如果艺术质量上乘，他们就会接受同一种思想。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一个工具！而且这种工具现在是愈发多样，愈见凌厉了。

严格来说，我对任何同一性都保持着天然的警觉。任何同一性都是与强制、规训、甚至暴力暗通款曲的。但是在以下两种同一性中，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被强制性地学习一种语言并用这种语言来和大范围的人群保持同一性；使用我天生就会的那种语言，只和一小部分人保持较小范围的同一性。

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乡长贪污，我可以直接到他家里去和他对骂，然后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的丑行告诉乡里每一户人家；但是如果国家元首贪污呢，法院、检察院、诉讼，开庭。。

但是国家永远很大，不可能变得像乡村一样小。如果一个国家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必须分散为各个小范围的自治体。在小范围的自治体中，民主变得可行而且低成本。目前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如果它名实相符的话，在我看来，可以成为一条道路。

还是回到文化吧，毕竟这是它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最多彩的环节。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直选自己的镇长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讲的话、思维方法、习俗、俚语都和1000公里以外的人一模一样。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胜利，而是在文化战线上的彻底失败。政治的民主可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但它不是它的充分条件。

《海角七号》并不是一部好电影，它透露出一种受到过日本流行文化影响的台式流行文化的特有庸俗气味。但它的亮点在于，它企图撇开我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同一性，而隐隐露出要建立第二种同一性的野心。这种野心也是近年来台湾电影所共有的——不管它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而这种企图是与早年台湾新浪潮式的历史主义不同的，后者只要一个说法和一个事实；而现在，他们要一个未来。尽管影片把它尽量包装在沙滩、励志、爱情的层层糖衣之下，但是神经过度敏感且战斗经验丰富的反台独人士还是迅速地抓到了言之有据的把柄。这说明中国确实是一辆体系完备效率高超且传承有道的大车。

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它的人物在该讲方言的时候就讲方言；因为它用情节论证了如果镇长就是这个小自治体自己选出来的，那么他会更爱自己的文化；因为它仿佛说着，就算我们不是哪一国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天线》的故事是一个极富创意的童话。一个所有市民都被剥夺了声音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只有一对母子可以发出声音，但他们有其它方面的缺陷——母亲是无脸人，儿子则没有眼睛。

这个城市的实际控制者是TV先生，是他夺走了人们的声音，他把声音压成碎片，做成速食饼干，再卖给人们。但一位老者说“他夺走了声音，但我们还有词语。”直到有一天，声音已经不能满足TV先生的造饼干机器了，于是，他要夺走人们的词语。

在一瞬间，人们被从电视机中传出的塞壬之歌所迷惑，纷纷倒地不醒，词语从他们的脑袋中如雪片般飞出，好像一条冲向天空的银河。这是影片最迷人也最骇人的一幕。

但是那个没有眼睛的小男孩此刻发出了声音：“妈妈，你在哪里？”所有被精心编织的计划都落空了，人们突然醒来，觉得嗓子痒了，要说话、要喊叫了。这个皇帝新衣似的结局并没有削弱整个故事的隐喻。

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风格的黑白影像使得这个故事被疏离到了恰当的距离，字幕的巧妙运用也使人仿佛看到默片时代的余晖。五色使人目迷，对于视觉与听觉，导演显然对前者更持怀疑态度。只有视觉的人类受到影像的迷惑，但如果只有听觉的人类会不会受到广播的迷惑呢？所以还有几句是五音、五味等等。。但视觉在当代社会的功能被大大地突出了，它垄断了大部分人类的信息接收功能。

缺少眼睛的男孩被认为具有言语的能力，他掌握的词语可能并不很多，但重要的是他敢于开口。拥有众多词语的老人却保持缄默。他们失去言说能力的原因可能是被剥夺，但更可能是他们自身的妥协。没有言说，词语的意义在哪里呢？排列成一个图形来玩文字游戏吗，还是安静地躺在书本里成为永恒的概念？缺乏言说的词语，最终会削弱其自身的力量。

矛盾又令人痛苦的地方在于，众人的言说觉醒之时，便是又一次的五色迷目之日。